宪兵在山口竖好标牌，用石灰在地上标记出各营前进的方向。来自本土的那个志愿营通过山口时，不知是谁起头，向山顶上的守序发出一浪一浪的欢呼。

乐队指挥适时将乐曲切换成《La Victoire est à Nous !》。

随着台北营进入战场，陆军的12磅炮和6磅炮相继开火试射，标定射程范围。

小冰河时期的寒冷天气冻硬了地面，实心弹砸在地上，溅起一阵尘土，重重地弹起，欢快的一路蹦跳向前。12磅青铜炮用战场最强音将陆地战场的女皇身姿展示在所有人面前。

激昂的军乐和次第打响的加农炮刺激着士兵，无论新兵老兵，那一张张通红的脸上刻满了必胜的信念。

台北营在战场中央偏左转为2个5排横队，前2排是手持长矛，身穿胸甲的肉搏步兵，后3排是重型火绳枪手。

志愿营在台北营右翼展开，也是2个5排横队，两个营肩并肩齐头并进。

金士英的800登州兵在台北营后方大体保持纵队阵型，杨羹卿的贵州兵700人在志愿营身后。

野战炮兵将6门4磅和6磅炮挂上挽马，等待出击的命令。

来自台中和宜兰的共400人警备营走在最后，负责押运牵引舰炮的民夫。

各部并不止这么多人，其余的部队要么在线列步兵身前拉开了散兵线，要么分散在战场后方执行勤务。

绿营兵的大营发出一阵号炮，北面的敌军走出大营，在中央的空地中列阵。南翼的敌军依然坚守在营寨内，未见出击。

守序用望远镜扫过敌军军阵。中国与欧洲深入的交流已经超过百年，军事技术是其中的重点内容。

无论建州还是明军，此时的军阵都带上了欧洲的痕迹。军阵主体同样由前排长矛手，后排鸟铳手组成。绿营的军阵更厚实一些，他们的长矛手有3排，鸟铳有5排，佛朗机炮和虎蹲炮等轻炮摆在阵前。绿营军乐队位于阵后，使用的是军号、战鼓、唢呐等中国乐器。从已经成型的阵势上看，这明显是受了西班牙方阵的影响。

与欧洲区别比较大的是，除了鸟铳、佛郎机和加农炮，脱胎自明军的绿营兵还有许多乱七八糟的无效火器，军阵也为适应这些火器做出了某些改变。

可能让很多人觉得颠覆，建州对学习欧洲先进军事技术其实很积极。精锐的建州步兵甚至能很快排出防骑兵空心方阵。

眼前的绿营兵当然没有八旗的素质，不过仅就眼前的静态军阵来说，模样倒是在了。因为旗号、军乐等指挥通信手段不同，武器技术水准也不在一个水平线，等会打起来才能显出两只军队之间的区别。

进入战场后，各营自己的少年鼓手和笛手接管了步点指挥，他们奏起《La vieille garde》，一种简洁、重低音明显的军乐，用于列队行进。

部队从狭窄的山口出来，战线越来越宽。步兵营横队行进速度并不快，呈纵队的登州兵和贵州兵迅速追上，登州兵在右翼展开，贵州兵向左翼展开。右翼有难以攀爬的鼓山，左翼有闽江，整个战线向右翼倾斜。

4百多名从各部挑选出来的轻装步兵走在最前面，拉开一道长长的散兵线。

第一线的四只部队，以杨羹卿的实力最弱，朗格曼将相对安全的左翼交给了他们，那里能得到海军舰炮掩护。

金士英登州兵的骨干在关宁、东江长期与建虏战斗，不敢说打八旗兵，比眼前的南方绿营战斗力肯定强。朗格曼将右翼放心地交给他们。

野战炮兵连的6门机动炮在线列步兵之后进入战场，能在炮声中保持平稳的马只有28匹，现在就是由这些马牵引着野战炮，跟随步兵前进。

战线越来越宽，两翼明军的阵型略显稀疏。登州兵的散兵大约是有些瞧不起对面的南方绿营，加速向前推进，整条战线形成右翼突出的态势，左翼则拖在后面。

好吧，又是由底比斯同性恋军团发明，后来腓特烈二世发扬的斜线战术。

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海战还是陆战，始终都是一个个火力与人命构成的方程组。在工业化之前，这些或是高阶或是低阶非线性微分方程组没有收敛的解，全靠主帅个人经验。

战术并没有太多意义。

斜线方阵也好，平行横队推行也罢，主力位于中央或是侧翼都没有推广的价值。作为主帅，牢记的始终是要让自己与敌军形成T字，用尽可能多的火力去迎接敌军尽可能少的火力。这一点上，海军与陆战是一样的。各种部队运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斜线战术为腓特烈二世在侧翼对敌军形成火力T字提供了可能，但这个战术的重点不是斜线，而是腓特烈本人对进攻、后撤时机的把握，对进攻、后撤发起线、停止线的确定，对预备队的控制，以及普鲁士陆军在射击和机动上的日常训练。

这些东西和名将经验之谈中充斥着随机事件，布朗运动，大多时候，甚至就连主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获胜。所以在工业化时代以前的东西方兵书，最后无一不是上升到虚无的哲学层面，试图用一些难以琢磨的名词概念和似是而非的逻辑去解读战争。这方面的典型大约就是《孙子兵法》。

对于兵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历史武将会战战绩第一人，岳飞对这个问题有清醒地认识。

炮声隆隆，守序站在可以俯瞰战场的高处，试着去理解并学习地面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