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简化指挥结构，张鹏飞留下全部朝鲜兵和900明军，再给守军留下17条战船。

其余3600官兵乘坐50艘战船驶出海洋岛。

张鹏飞敢打登州坚城，当然有他的理由。

鞑靼人建威消防，选取天下要害城市部署绿营兵。

登莱3营陆师由鞑靼人在1644年设立，编制很大，三营相加兵额近万。这是继承了明朝登莱镇、登莱巡抚的历史传统。

山东绿营兵在鞑靼人南下中立下汗马功劳，临清、沂州两镇绿营死死压住了当时驻守在淮西的南明刘泽清镇，直到最后收降数万明军。柯永盛率领的绿营临清镇甚至向南一直打到赣州，夺下了对后来局势发展影响深远的要塞。

绿营分散驻扎在各个汛地，弹压地方。绿营不仅是野战部队，那只是绿营诸多属性中的一个小方面。更多时候，绿营兵是维持治安的警察、整修河道的杂役、做点小生意的商人。

每逢战事，皇帝老儿发下出征行装银，从各个汛地抽兵，这里抽4，5个兵，那里抽7，8条枪，凑个2，3千兵，这就是大军了。

山东绿营在鞑靼人进攻南方的战事中经常被抽，尤其以运河沿线战斗力略强的部队为主。这样在军饷分配、战后补充上，山东巡抚、总兵们肯定优先考虑西面的野战部队。

登莱三营长期拿不到足额军饷，生活很苦，病亡逃亡也得不到补充。登莱巡抚被裁撤后，沿海绿营兵没了帮他们说话的人，生活就更苦了。

绿营战兵足额拿饷，一年也只有24两银粮的收入，这只能勉强维持全家人温饱，他还要从这些收入里面拿钱出来购买军服、火药应付日常训练，完全不够花。

登莱这3个营剩下的兵力不足1644年设定兵额的一半，只剩下3，4000人。就是这点兵，还要分散驻扎在大半个胶东半岛的汛地上，这个烟墩两三个兵，那个所城二三十个兵。

这肯定不够，所以山东维持面上的海防依然要靠卫所。

明朝后期有2大毒瘤，宗室和卫所，所谓文官士绅与这俩世袭贵族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明朝在卫所世袭军官身上消耗了无数社会资源。

卫所世袭军官家族既有人继承军职，也有人考科举做文官，同时掌握地方文武大权，形成一个可怕的卫所士绅体系，这些卫所军官家族优免徭役不纳田赋，山东更是全免徭役。

如山东成山卫，这个最小的卫竟然有高达17个世袭指挥。

朱元璋设立卫所时说的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文那是彻头彻尾的扯淡。

边疆地区有分地的空间，但内地、沿海卫所只有很少的地能用于耕作，卫所从一开始就依靠地方截留银粮养兵。

百姓何辜？哪里养得起那么多贵族。

朱元璋、朱棣留给后人的卫所军户既是明朝的统治基础，也是灭亡明朝的根本原因。

明朝后期既要维持镇戍制下的野战部队，也要维持卫所世袭军户，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崇祯帝大约是看明白了这个问题，历代明皇，也只有崇祯有胆子对卫所特权开刀，某期进士，他未录一个军户，但他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鞑靼人入关，他们不用背负明朝的包袱。但卫所积重难返，改起来很复杂。

鞑靼人整理全国卫所大体原则为取消卫所军事功能，军户改屯丁，世官改流官，军户小兵成为佃农，不再是世袭军官的农奴，如民户一般纳粮征税。原本供养卫所的地方截留银粮上缴中央，只此一项，就给鞑靼朝廷带去1000万两的中央财政收入。

鞑靼人考虑到实际困难，所以在顺治初年整理改革全国大部分卫所后，依然保留了山东海防卫所部分军事功能。威海、成山、大嵩、靖海、灵山、鳌山六卫仍然像在明朝一般享有特权，不纳税不服徭役，录取生员、举人名额比民户更多。

鞑靼人后来也想把卫所全撤空，但阻力太大，撤不动。

山东文武，半个省的士绅全反对撤卫所。

军户考科举有优待，卫所士绅自然在地方有很强的话语权。（最后终结卫所的是雍正那个愣头青，他下决心用杀头相威胁，才把山东沿海六卫撤干净，军户改平民，照常纳税。）

当年明军水师黄蜚率领登州数万军民泛海南下，撤空了登州城，但他不可能撤空胶东地区所有军户。这些剩下的军户成为鞑靼人在山东海防重要组成部分。

用鞑靼军官的话说，边海屯民与州县相隔较远，与卫官亲近，偶有汛防不及之处，卫官传呼，屯民立应，大有益于海疆。以绿营汛兵为核心，有事命卫所守备千总召集屯丁民壮上城固守或是协助缉捕，这确实是不错的做法，但这只能应付小规模的海盗侵袭。

鞑靼人此时尚未在全国修建澳门式海防炮台，海防设施依然是明军遗留下来的那些工事。鞑靼人在登莱二府沿海6卫一共有100座炮台，这些炮台全是在卫所烟墩基础上略加改建而成，并非永久式的炮台工事。

所谓炮台不过一个三层高的夯土堆，墩台下有3间营房，顶上有间挡雨的木制茅草亭。

按编制，每座烟墩炮台需要5名绿营兵驻守。这种海防设施就是做样子给不懂行的上官看的，因为军饷不足，墩台平时只有1，2个兵看门，营房是空的，无人驻守。如果有上官来巡查，才会派人去做做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