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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定日本之后，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亚洲霸主，疆域包括今天的大陆，台湾，菲律宾，印尼，越南，朝鲜等，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人，曾纪泽推崇政府严格的管理手段和行政法规，强调官场纪律，规整政府机构，并且把国内的稳定放在首位，曾纪泽成为中国实质上的皇帝，他决定正式登基，国号大汉，建立新的大汉帝国，推行君主立宪的政体，开始由军政阶段往训政阶段转变。
曾纪泽野心勃勃，他首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控制军队和报纸舆论，他认为这最适合中国的国情。
1890年春节刚过，曾纪泽正式登基，颁布了第一道圣旨，在削弱各省都督权力的基础上，加强各省的民政长官的权力，宣布由各省的民政长官主管省内税收和县知事的任免，各省都督不再参与民政事务。曾纪泽还让吏部选拔称职的文职官员，特别是对县知事一级的人选，考试的内容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行政法规和一般的知识，十万人在北京参加考试。
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在这场整肃官场的运动中，中央的权威大大加强，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指示也落实得很快，新组建的国会很快通过了新刑法、民商法、行政法。此时，中国义务教育普及到小学阶段，农村很多地方都开了夜校，文盲越来越少，加之中国人本来就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全国高等的学堂发展到一千多少所，城市里的青年学生达到五十多万人，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阶级。
曾纪泽通过皇家日报、申报等报纸向全国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平等：今天妇孺嘴上都知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味着行政等级之分应予取消或者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并不意味着个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或者在经济上人人均等。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之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法律的最高目标，是保障自由，正所谓法无明令则政府不禁止。君主立宪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洋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民权这个术语，包括代议权、选举权、监督权，但切不可理解为民众直接处理行政。
大汉帝国的政治体制是在中央政府直辖之下、实行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独立的政治体制。这一表述也可以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政治体制既没有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也没有照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
皇帝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处于核心位置，这是大汉帝国行政主导体制最大的特征。根据宪法的规定，皇帝曾纪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的首长，也是军队的首长，同时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皇帝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处于特区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
而且行政管理权相对于立法权处于主导地位，皇帝任命的内阁政府行政管理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关系到国民的衣食住行，相对于立法权涵盖面更大，影响更直接，作为更主动。不过讲行政主导并不意味着行政管理权独大，不是说立法会要放弃对行政机关的监察责任，更不会妨碍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正常行使。
大汉帝国新的政治体制既保留了皇帝，又吸纳了西方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成分，特别是司法独立、文官制度、咨询架构等。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政府决策和施政的高效能，也有利于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保持繁荣稳定。
此时的大汉帝国，经济和国防工业迅猛发展，政权日益稳固，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大帝国，疆土横跨今天的中国大陆、台湾、琉球、蒙古国等，还有越南、朝鲜、菲律宾等殖民地，中国的舰队，成为亚洲名副其实的第一强舰队，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和法国。
但此时的中国也并非就是太平盛世了，首先是俄国侵占中国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未收回，沙皇还觊觎东北地区，这个心腹之患未除，大汉帝国就一日稳固，此时的香港此时还未回归，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香港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澳门还在葡萄牙人手里，各国在中国的租界仍然存在。但比这些问题更可怕的是：李鸿章原来的老部下在改革中利益受损，他们以李经方为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李党”；以容闳为首的留洋势力，追求美国式的民主和共和，构成“洋党”；以席家为首的大财团、商人组成“席党”，袁世凯为首的军官组成的“军党”。碍于皇帝曾纪泽的巨大权威和高压，他们的矛盾才没激化，表面上才相安无事，但暗地里各种权力的争斗，让曾纪泽很恼火，但是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政治，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争斗，他努力平衡着各方的势力。
不过好在袁世凯在日本利用南北朝的“两个天皇”，搞乱了日本人的思想，又烧毁了靖国神社，日本人民陷入了一片混乱，很多人无所适从，切腹自杀，以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片山等人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泛滥成灾。曾纪泽对袁世凯在日本的表现通令嘉奖。同时，曾纪泽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特别是文化建设，不受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正所谓“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腐败”，执政的腐败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曾纪泽。
在教育大臣严复的倡导下，全国一千多所大学堂实现“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思想空前活跃，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各种思潮在社会上涌现，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等兴起了，很多人无所适从。
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曾纪泽面临巨大的挑战，他逐渐意识到，如果此时搞所谓的“民主”，国家又会动乱，他决定延长训政的时间，一步步搞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