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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礼坏乐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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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双方的交火,是在子产去世后五年发生的。其结果,政权表面上没有被颠覆,国君却实际上被赶跑。从此直到七年后新君即位,鲁国都没有国君。其实兵变失败流亡国外的鲁昭公即便回国,或没有逃跑,也只是纸糊的面子。这次动乱,不过把面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鲁君早被架空,形同虚设。

这就不是一次政变可以完成的。实际上鲁君的丧失权柄,如同周王的丧失权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这也是政变,那么,政变是缓慢进行的,甚至堪称和平演变。可惜,《春秋》和《左传》虽是鲁国史书,对自己邦国的变故却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

那么,鲁君的大权,旁落到了谁手里?

三桓。

所谓“三桓”,就是三家大夫,或三个氏族和氏室。始祖,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老二庆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因为其后代都是公孙,便按照排行称为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又因为都是桓公之后,所以合称“三桓”。

三桓的强大,与体制有关。我们在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说过,周天下类似于株式会社,各邦国也有点像公司。天下是总公司,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邦国是子公司,总经理诸侯,董事长是天子。但这种比喻,说的只是授权关系。实际上邦国的治理,诸侯更像董事长,多半听政而不执政。作为一国之君,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务,是祭祀、结盟、宣战、授爵,偏重于礼节性和礼仪性。具体的军国事务,则交给卿和大夫。

显然,国君是国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脑。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权势足够强大,可以包办一切,那么,国君的工作,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25]

卿大夫专政的卫国便是如此,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也如此。刘禅的说法,便是“政由葛氏(诸葛亮),祭则寡人”。[26]

不过,卿大夫执政,又有两种惯例。

第一种,是政权交给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孙,即老国君的儿子和孙子。公子和公孙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继位,其他担任卿大夫,共同执政,就叫“公族制”,鲁和楚是。

另一种,是政权交给非公族,齐和晋是。齐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世代为卿的国子和高子,就既不是公族,也不姓姜,姓姬。晋国则在献公之时,就杀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后,执政的均非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如果长期执政变成世袭,就形成卿族。卿族执政的制度,无妨叫“卿族制”。

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遵守周礼,讲究“亲亲”(重视血缘关系)和“尊尊”(维护等级制度)。其实这事与华夏或蛮夷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比如在楚国,担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就历来是公子,只不过他们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长期把持鲁国政权的公族。到这次兵变,他们执政之久长达一个半世纪,历经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鲁国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国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么,三桓又干了些什么?

初税亩,作丘甲,作三军,分公室。前三件在子产之前,后一件在子产之后。初税亩就是初步实现税亩制(按亩收税),作丘甲就是普遍推行丘甲制(按丘征兵)。这两项都已经动到根本,因此堪称重大改革。[27]

改革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稽考,但在当时,税亩制被看作与民争利,丘甲制的制定则据说是为了防止齐国侵略。因此可以肯定,目的和结果都是富国强兵。[28]

问题在于,强盛起来的鲁国,是谁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产执政的十九年前,鲁国作三军。鲁国原本有两军。现在变成三军,并不是增加一军,而是把原来归公室所有、由鲁君指挥的两军打散,重新组建编制。新组建的三军,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各掌一军。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军队来补充。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他们为邦国做了贡献,但这三军的编制权和指挥权,在三家手里。因此,他们其实是把鲁国的国军,变成了自己的家军,故《左传》称之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29]

二十五年后,也就是子产铸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了公室。他们把鲁国的国有资产分成四股,季孙氏得两股,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然后每家提成给国君,其实不过蝇头小利。堂堂一国之君,几乎变成叫花子。[30]

这真可谓欺人太甚,鲁君也终于忍无可忍。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领亲信和亲兵进攻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话,请求昭公对自己开庭审判,昭公不同意;请求到自己的采邑闭门思过,昭公也不同意;请求带少量亲兵流亡国外,昭公还是不同意。三让而不果,脸就撕破了,只有刀兵相见。

问题是这时的三桓,早已俨然国中之国。叔孙氏的司马便对手下人说:我是家臣,不敢考虑什么国不国的。我只问一句话,有季孙氏和没季孙氏,哪种情况对我们家有利?众人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于是叔孙氏的亲兵立马去救季平子。孟孙氏的家臣看见叔孙氏军旗招展,没有片刻犹豫就杀了昭公派来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联手,昭公哪能对付?也只能落荒而逃。

一场兵变,以昭公狼狈逃窜告终。[31]

这当然是典型的礼坏乐崩,但三桓也遭到了报应。就在他们蛮横对待自己国君的同时,他们的家臣也在用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家君。鲁定公五年(前505),也就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趁机软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签订城下之盟,让自己执掌鲁国国政达三年之久。[32]

三年后,阳虎的野心更加膨胀,竟密谋干掉三桓的掌门人,由自己和同伙取而代之。这回,轮到季桓子变成鲁昭公,体会一下什么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乱了。

阳虎的计划,是先请季桓子吃饭,然后在宴席上谋杀他。于是阳虎驱车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阳越殿后,季桓子夹在当中。桓子感觉情况不妙,便对自己的驾驶员林楚说: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继承传统。

林楚说,晚了。阳虎已经成了气候。

桓子说,不晚。你现在能带我去孟孙氏家吗?

林楚说,臣不敢贪生,就怕于事无补。

桓子说,那就走!

于是林楚拍马飞车前往孟孙氏家。靠着孟孙氏的救援,季桓子逃过一死,政权重新回到三桓手里。[33]

当然,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鲁国国君的面子仍然用纸糊着。但即便如此,春秋最后一任鲁君哀公,也还是逃到了越国,请勾践做他的保护人。[34]

有趣的,是舆论。

鲁昭公死在国外后,晋国的史官居然发表评论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嘛![35]

好一个“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照这个逻辑,臣变君,君换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没错。齐和晋,即如此。

田陈代齐

夺取了齐国政权的,是田陈氏。

齐国原本也是蛮夷。他们的始祖姓姜,属于羌戎,是诸羌而非诸夏。齐国的受封之地,则在东夷,而且是殷商的老窝。姜太公到了这里,也没像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了鲁国那样,要“变其俗,革其礼”,反倒“因其俗,简其礼”,而且“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也就是说,姜太公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把西戎、东夷、殷商(工商)、姬周(农业)这些不同的文化都结合起来,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齐能够大国崛起的秘密。[36]

所以,齐鲁虽然是近邻,但两国的作风和传统,却大相径庭。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齐国实行的是卿族制。后来取代齐君的,就是卿族田陈氏。

田陈氏的始祖名叫完,本是陈国公子,由于国内动乱而投奔齐桓公,从此落户在齐,称为陈氏,也叫田氏。陈和田,在当时读音相同,一回事。只不过春秋称陈,战国称田;《左传》称陈,《史记》称田,因此不妨称为田陈氏。

那么,田陈怎样取代姜齐?

和平演变。

演变其实是政变,这跟鲁国是一样的。只不过,三桓化公为私,田陈则收买人心。这件事至少在景公时代便已开始。齐景公是个贪婪的人。当时齐国民众的收入,三分之二要交给公家,留给自己的只有三分之一。结果,景公的国库里,粮食多得吃不完,生虫长蛆;衣料多得用不完,破烂腐朽。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冻馁倒毙于路途。齐国的刑律又苛严,民众动不动就会被砍腿砍脚,以至于“国之诸市,屦贱踊贵”,鞋子卖不掉,假肢买不着。

田陈的氏室,则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来借贷,他们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给;收租、收税、收贷,则用法定的小容器少收。从山上采购木材,从海边采购鱼盐,进价是多少,卖价也是多少。如果民众家庭困难,他们还会给救济。

这就不仅是让利于民,而且是普施恩惠。难怪齐国的民众对田陈氏室,会“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田陈在齐国,简直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齐景公九年(前539),出使晋国的齐国政治家晏婴,才会对晋国政治家叔向说,国君既然抛弃自己的子民,他们就只能到田陈氏那里去。我不保证将来陈家会不会得到邦国。但我们齐,肯定已经是末世了。[37]

然而齐景公却似乎并没有多少警觉。反倒是田陈氏的第五代掌门人陈桓子,听从晏婴的建议,把自己从内乱中获得的资产全部交还给公家。他还召回流亡国外的公族,增加他们的俸禄,封给他们采邑。没有爵位的公子公孙,私下里分给田地;孤苦伶仃的弱势群体,私下里分给粮食。

田陈氏大得人心。[38]

齐景公终于开始觉得有问题。有一次,景公和晏婴聊天。景公说,寡人的宫室堪称美轮美奂,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晏婴说,恐怕是田陈氏的吧?田陈氏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但民众对他们家的春风雨露,已经载歌载舞了。

景公问:有办法吗?

晏婴说,有,以礼治国。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婆母慈祥儿媳妇顺从,这就是礼。

景公说,我知道礼能治国了。[39]

其实相同的意见孔子也发表过。就在景公与晏婴对话的前一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兵败逃亡,孔子随后也到了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也很清楚,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每个人都恪守礼仪和规范,天下就太平。

可惜孔夫子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晏夫子则是“不问我不说,说了也不做”。事实上,阻挠孔子在齐国实行礼治的不是别人,正是晏婴。晏婴对景公说,王室衰微,不可救了;礼坏乐崩,好些年了。孔丘那一套,没有用了。

孔子只好打道回府。[40]

晏婴为什么要反孔,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他说礼乐的崩坏已积重难返,则是事实。因此,以晏婴之多智,便既不能挽救姜齐的没落,也无法阻止田陈的壮大,只能听天由命。也因此,他在齐国的政治斗争中严守中立,对所有的政变都不支持,不反对,不掺和,最后得以善终。

慢慢强大起来的田陈氏,却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齐景公去世后,他们先是干掉了齐国最大的两家卿族国子和高子,然后通过废立国君掌握了齐国的大权。悼公和平公就是他们家立的,简公则是他们杀的。立悼公的,是田陈氏的第六代掌门人僖子;杀简公立平公的,是第七代掌门人成子。

成子跟他的祖先一样具有政治天赋。他对平公说,人之常情,是喜欢受赏,憎恨受罚。所以,你我君臣不妨这样分工:赏赐的好事,君上来做;惩罚的恶名,臣下来背。平公见美誉归自己,成子做恶人,欣然同意。但他哪里知道,人之常情,固然是喜欢赏赐,却更害怕惩罚。惩罚的权柄捏在成子手里,国人畏惧的就不是平公,而是成子了。

何况可以生杀,便可以予夺。于是成子趁机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又把齐国的大片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采邑面积之大,远远超过平公能够控制的国土。等到田陈氏第十代掌门人田和相齐时,田陈代齐,便只需要一道手续了。

公元前386年,周王册封田和为诸侯。七年后,只剩下一座城邑的齐康公去世,姜齐彻底灭亡。之后的齐,战国的齐,不再姓姜,姓陈或田。[41]

三家分晋

齐国改姓前,晋国先没了。

与姜齐相反,晋国原本是正宗的姬周。他们的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春秋前半段,晋人几乎代表着华夏正统,与东夷(齐)、西戎(秦)、南蛮(楚)、北狄(狄族各部落国家)抗衡,尊王攘夷,安定天下。可以说,如果没有晋,华夏文明或许早已沦亡,中华历史也要重新改写。

然而与周、鲁、郑、卫诸姬,甚至与宋相比,晋又更像戎狄。他们的封地原本就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建国之初实行的土地政策也不是周制,而是狄制。后来他们长期伐狄,征服对方的同时也难免部分被同化,变成半戎狄化的华夏。晋人的作风横行霸道,也能够长期维持霸权,恐怕就因为他们身上有戎狄的血气和血性。[42]

晋,是有霸气的。

霸气的晋国乱得很早,春秋之前就曾“一国两都”,既有翼(又名绛,今山西翼城县),又有曲沃(今山西闻喜县)。有两都就有两君,一个是穆侯的嫡子文侯,以及文侯的后代;另一个是文侯的弟弟桓叔,以及桓叔的后代,即庄伯和武公。前者显然是嫡传,是正宗,后者不是。然而桓叔受封之时,曲沃便大于国都。六十七年后,晋国的世系更被偷梁换柱,变成非嫡传的这支了。[43]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教训,春秋以后的晋国不再信任公族。晋献公甚至杀光了桓叔和庄伯的后代,以防祸起萧墙。献公自己的儿子,则死的死,逃的逃。所以从惠公和文公起,晋国的执政者便都是异姓贵族。

这样一来,晋国安稳了吗?

没有。

事实上,异姓贵族如果权势极大,而且卿位世袭,就会形成卿族。卿族虽然是异姓,对公室的威胁却不亚于公族。晋灵公,就是赵盾的堂弟赵穿杀的;晋厉公,则是栾书和中行偃杀的。所以,接替晋厉公为君的晋悼公,便不得不在即位前与这些异姓贵族约法三章。

悼公是栾书派知罃和士鲂接回国的,当时还只有十四岁。悼公说,一个邦国之所以需要国君,就因为要有人发号施令。如果立了国君又不听他的,请问立他干什么?需不需要我,听不听我的,都在今天一言为定。于是那些平时专横跋扈的异姓贵族都说:这也是臣等的心愿,敢不唯命是从![44]

好一个晋悼公,真是识见不凡,也气度不凡。

然而就连晋悼公,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卿族专政的趋势。实际上正是从悼公的时代开始,卿族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执政的异姓贵族也由原来的十多家,变成只剩下六个氏室,这就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读如智,亦同智)、魏、韩,号称六卿。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正卿,即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照例同时担任中军的军长。他在战时是全军元帅,平时是全国首相,可以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悼公后的一百年间,这个职位就由六卿轮流坐庄。

显然,卿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权力集中的过程。从十多家异姓贵族,到只剩下六卿,是他们的第一轮淘汰赛。

第一轮竞争中差一点被淘汰的,是后来成了大气候的赵氏。鲁成公八年(前583),也就是楚国大夫巫臣出使吴国的第二年,晋景公听信谗言,大开杀戒发兵围剿赵家,赵氏几乎灭族。只是由于韩厥出面说情,赵朔的儿子赵武才幸免于难,并被复封。[45]

这事后来被演绎为“赵氏孤儿”的故事。不过《史记》的说法来自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赵武不但光复了祖业,而且把赵氏发展为卿族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因此赵武死后,被谥为“文”。

但,灾难再次降临。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也就是吴越槜李之战前一年,范氏和中行氏趁赵氏内乱之机起兵攻赵。赵氏掌门人、赵武的孙子赵鞅(赵简子)逃到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并被围困。幸好,知、韩、魏三家站在赵一边,这才反败为胜,战败的范氏和中行氏则逃到了朝歌(今河南淇县)。[46]

之后就是一场国际混战,齐国、鲁国、卫国、宋国、郑国、鲜虞都与范氏和中行氏同盟,从鲁国叛逃的阳虎则成为赵鞅的帮手。鲁哀公二年(前493),也就是吴王夫差伐越的第二年,齐国给范氏和中行氏输送军粮,让郑国派兵押运。赵鞅对手下人说,成败在此一举。但凡战胜敌人的,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士赏田地千亩,庶人、商人、工人做官,奴隶解放。[47]

此战的结果,是赵军大获全胜。于是赵鞅如释重负地说:这下行了。因为第二轮淘汰赛的结果,肯定是范氏和中行氏出局,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赵鞅的一位下属却说,怎么会行了呢?不是还有智伯吗?[48]

是的,还有智伯。

果然,三十年后,智伯发起了第三轮淘汰赛。智伯就是知氏氏族的掌门人,这时的智伯是知襄子荀瑶。赵、魏、韩三家的掌门人,则是赵襄子(无恤)、魏桓子和韩康子。范氏和中行氏灭亡后,四家瓜分了他们的地盘。其中知氏得地最多,却继续向三家索要。韩和魏只好割地,赵襄子却寸土不让。于是智伯联合韩魏伐赵,围困晋阳。联军掘开汾水灌城,只差六尺就会把全城淹没。晋阳城内,也像当年被楚庄王围困的宋都,易子而食,悬釜而炊。

赵氏危在旦夕。

然而天不灭赵。韩康子和魏桓子深知,智伯在灭了赵襄子后绝不会罢手,下一个被灭的就轮到自己。因此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与赵襄子联手灭知,智伯兵败身亡。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具或夜壶,惹得豫让拼死拼活要来复仇。这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一开始就讲了。

知氏被淘汰出局,地盘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号称“三晋”。三晋的实力远远大于那可怜兮兮的晋君。他们从大夫变成诸侯,已经只需要一道手续。[49]

晋国灭亡,战国开始,也只需要一道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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