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我们的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上帝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来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7]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奭说，也对康叔封说。

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

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8]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唉，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9]

周公旦语重心长。

毫无疑问，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

如果能，怎么治？

看得见的力量

以德治国，也许来自周人的灵感。

没错，德这个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并屡屡见于卜辞。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只眼睛。意思也有两个。一个是“视线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读“直”。另一个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也读“得”。在卜辞中，它还被借用来表示“失”。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乱。在古文字中，得失治乱，都可以是同一个字。[10]

很好！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与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也就是“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则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无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有没有“心”，很重要。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其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是“中国”一词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完全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11]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这个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周之前，是没有的。[12]

不过麻烦也接踵而来。

没错，得失之得或曲直之直加上“心”，就成了“道德之德”。但道德既然在心里，怎么治国？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做得了，也行得通。

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看得见的是圣人。圣，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字形中最醒目的符号是大耳朵。所以，圣（圣）、声（声）、听（听），在上古是同一个字，都从耳。圣的本义也是“听觉敏锐”，后来变成“一听就懂”，再后来变成“无所不通”，最后变成“众望所归”。或者用孟子的话说，就叫“人伦之至”。[13]

耳聪目明变成德高望重，无疑是一个重大转变，却也是不得不变。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一不是道德高标。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成为风尚，虽然是由于后世儒家的鼓吹，但那意思周初就有了。是啊，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据说是无穷的。文王和武王，岂能不“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就连革除夏命的商汤，也得是。

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

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也只是读书人的楷模。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虽然迟早会被打造出来。在此之前，实施以德治国，就不但要靠“看得见的力量”，还得依靠“行得通的手段”。

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礼乐。

重新安装系统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特别重视音乐之美。汤王的赞美诗《那》这样唱道——

伟大啊繁多，

敲起手鼓。

鼓声隆隆啊，

乐我先祖。

清亮的管乐，

齐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钟磬，

神采飞扬的万舞。[14]

呵呵，他们没准还有唱诗班。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他先拷贝其数据，再格式化其硬盘，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另一个系统，结果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

那么，周的礼乐，跟殷商的又有什么不同？

不妨先看什么是礼乐。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看，礼就是礼器，即祭礼；乐就是乐器，即乐舞。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礼乐。周公要做的事情，当然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换句话说，商的礼乐是仪（仪式），周的是制（制度）。

问题是，这可能吗？

完全可能。

我们知道，祭礼和乐舞都是有序的。比方说，在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至于乐舞，也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起承转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

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当然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这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礼治；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这就是礼教；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礼法。

礼制、礼治、礼教、礼法，就是周人安装的软件系统。

但这里面有问题。

问题在于不平等。因为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按照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而且，正因为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

这就无法让人心理平衡。

是啊！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对此，周公他们自有一套说辞。可惜这些说辞未必让人心服，更未必能让人心悦。这个问题显然必须解决。否则，实行礼制的结果，就不是秩序井然，而是愤愤不平。

周公的办法，是用“乐”来调和。

什么是乐？乐是音乐，也是快乐。换句话说，音乐是让人快乐的，要想快乐就得像音乐。那么，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可见不一样或不平等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组织。

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这也正是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新兴的周，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他被后世尊为圣人，也不奇怪。

有圣人崇拜，就有了“看得见的力量”；有礼乐制度，就有了“行得通的手段”。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就这样建立起来，而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就是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即“以礼立序，以乐致和”。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