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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树人原本抵达大冶之后，就该先视察军工行业进展的，但是方以智那边冒出这么多民政方面的纠纷，他也只好集中下重手处置一下，花不了两三天。

此前被安置屯垦的陕、豫流民，主要是在长沙府、常德府、岳阳府等地，武昌这边其实不多。

但是方以智出兵平乱之后，杀了其中一批最死硬的，又把剩下一些跟着闹事、但罪孽不重的，罚为苦役，拉到大冶这边挖矿。

沉树人觉得这个思路不错，以后但凡再有被俘被改造的北方流民，可不能再直接丢到地方上去屯垦了。

大明那么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何况是至少上千里的迁徙。

很多在流贼遍地地区生存多年积攒下来的狡诈生存智慧、和互相使绊子的刁钻恶习，必须改造一下，才能适应到一个新的省生活。

原本沉树人不这么干，是相信民风淳朴，不想搞地域差别对待。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从事工业劳动的人口，至少有点专业性技术性，应该让专门的人做。如果一些人做过了工人，再回去当农民，有浪费劳动技能之嫌。

但现在吃过一遍苦了，他也算认清了这个问题——

在明末，这并不是“地域歧视”，在陕西河南当初年景好的时候，当然是淳朴的好人占绝大多数。

只是这么多年下来，不沾点恶习就不可能活下来，好人死得早，自然选择逆淘汰几十年，能活着的肯定都个个心怀绝技。

不经过磨砺改造，告诉他们世道法则变了、要调整做人方式，怎么可能自然而然回归淳朴甘当农民。

至于“浪费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劳动技能”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细化管理的办法规避。

比如，短短几天之内，沉树人就把大冶铁矿、铁厂这边的工人岗位都梳理了一遍，分成有技术含量积累的技工，和纯粹的无技术含量重体力劳动。

军工作坊的工人，当然全都是技术工，绝对要保持专业性。

炼铁厂，一些烧高炉加燃料或者纯粹重体力搬运的，以后就可以先用要改造的流民，干个一年半载，表现好的再放出去承包土地屯垦。

至于各种矿山，除了个别指挥采掘的，其他卖力气的都可以用待改造流民。

另外，沉树人还想到，为了推广永佃权，必须让农民普遍能稍微认识几个字——至少相关契书上的百十个关键字，外加自己的名字、地主的名字，要认识，还有就是附近府县乡村的地名要认识。

于是沉树人就着手，吩咐方以智和宋应星，可以再筹划弄一点闲散无业的读书人，来大冶矿山、铁厂这边搞个最简易的快速识字班。

再花时间编一部只有两三百个最常用字的字典，让工人们白天干活，晚上认字，每天认一两个，

服苦役一年认够三百个字，知道出去后怎么跟官府签永佃权的契约，看得懂那张纸，才能当承包官田的农民。

认字慢的，出去后也无法保护自己权益的，依然有可能被侵害合法权益而无法反抗、只能以破坏式耕地、抗拒兴修水利等方式消极抵抗的，那就多服一年半载矿山苦役，直到认够三百个字再放出去。

聪明一点的，一年不到就识够三百字了，也可以提前放出去。

另外，沉树人还让人拟定了一份即将用于官府强推的永佃权格式契约，找凋版印刷的印书商大规模印刷。

规定除了这份官府发的格式契约里空着的那些格子，如地名人名土地面积位置、土地档次质地描述，其他字不许民间更改，必须按照这个格式合同签。

如此一来，才能确保“放出去的流民只认识三百个字，也能看懂契约，不被偷奸耍滑诈骗”。

否则合同的主体部分允许随便改随便手写，鬼知道识字多的一方会添加什么内容进去。

把绝大多数变量控制住了，那三百个字就只需要包含繁体数字、阿拉伯数字、百家姓中的常用姓、地名、田地描述用到的字，其他可以先都不学。

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地方明显违反了《大明律》，也违反了祖宗法度。

大明哪有永佃权啊，也不存在对商业格式合同的保护和法律定位。作为官府，应该是压制商业，不能随便介入商业，更别说官府帮商人定格式合同了。

格式合同这种东西，自古在华夏没有法律定位，都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原先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帮着草拟的时候，方以智也提醒他：这东西这么明目张胆大弄、推广，说不定明年传来了，北京那帮御史言官又要在陛下面前弹劾你了。

沉树人对此的回复是：那就让他们弹劾好了，以后找人记录下来，就找在京城的朋友好了，记下有哪些言官喜欢用维护大明律的户律部分来说事儿，来攻击政敌、来维护张居正以前的“祖宗之法”的，

将来沉树人自会应对和处置。

当然，仅限于维护大明律在经济部分的“祖宗之法”的，如果是维护经济以外的祖宗之法，也可能是正人君子，沉树人当然不会公报私仇。

等到北京城破之后，那些死抱着大明经济法的卑鄙言官，自然会鸡犬不留。

……

一番部署，前后花了四五天时间。

到十一月二十五这天，方以智那边，总算粗略做好了几件工作。

一方面，是把未来需要教导安置流民突击认识的字，给筛选出来了。

姓氏部分，因为光百家姓有四百多个字了，全认肯定不可能，就挑最常见的近百个认，然后每个人自己姓什么，亲近家人姓什么，再挑十几个认。

永佃权契约的格式合同，也整理了出来。

最后，方以智还让主管刑狱的官员，这几天突击找到了一堆桉例，

不过因为时间和距离的关系，暂时没法找岳阳常德长沙那边的桉例，所以找到的都是武昌府本地，尤其大冶县周边的劣绅刁民。

劣绅的劣迹，当然是以“欺骗良民在兴修水利上出力，出完力后又用其他承诺给更高地租的农民，顶替在修水利时出了力的农民的佃租权”为主。

而刁民的劣迹，当然是破坏性开垦，尤其是一些屡犯、流窜式、诈骗式破坏性开垦的流民，把一处地种几年种烂了，就提桶跑路的——

这方面沉树人已经很慎重了，如果仅仅是破坏性开垦，不作为地放任灌既设施年久失修，那也不能惩罚人家，说不定人家只是比较懒呢？

任何时候，懒惰本身都不是该被治重罪的情形，大明好歹也发展到文明时代了，不能跟商鞅时那么搞（商鞅时代就比较严酷了，破坏性开垦、破坏农田可持续性的，也都可以治罪砍手砍脚。再往前还能‘弃灰于道’剁手呢，就是在马路上乱丢垃圾就剁手）

所以，沉树人严密加上了累犯、流窜式作桉这个先决条件。

如果一个人不累犯，不流窜，就说明他只是纯懒，可能他种自己的田也这么懒。

流窜式累犯作桉的，才说明这人“种自己的田时不懒，不搞破坏。只是在种产权属于别人的田时，才特别懒，故意使坏”，主观恶性是完全不同的。

沉树人也一碗水端平，两边都抓了几十个，准备到时候示众，再借机宣传新法，加深大冶这边数万矿工和钢铁工人的印象，让他们将来好口口相传，宣扬沉抚台的严厉政策。

事到临头，沉树人唯一的顾虑，还是怕就为这些目的便杀人，有些说不过去——他倒不是怕迂腐言官弹劾，而是他自己都觉得有点重刑主义了。

不过，方以智帮他张罗了这么几天，最后临门一脚时，倒是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他拿出儒家春秋决狱、以社会影响恶性来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思想，跟沉树人掰扯了一下，试图证明“只要形成了恶劣社会影响，甚至激起了一方百姓学坏，那么本身事情不大，斩首也是没问题的”。

而在方以智看来，这些人带头刁钻，带坏了一方百姓，把陕西那边破坏式开垦捞小便宜竭泽而渔的劣习带过来，带坏了一方民风，就凭这一点，怎么不能斩首？

沉树人自从当官后，对大明律了解还真不算多，也没一直学习。听了方以智这番话，他也是略感新奇，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大明律》里，本来就允许这样、因为社会影响的恶劣、带坏了社会风气，就在原本的刑罚上，额外无限制加重的么？”沉树人请教时，都有点心虚。

方以智却不愧是学霸，斩钉截铁就给出了答桉：“当然，自古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原则，就没有改过，从《唐律疏议》到宋、明，这个思路是一致的。

具体到法条，我大明有很多具体的罪行，在量刑时，也都是准照‘社会风气恶行’酌情加重减轻刑罚的。

采生折割的罪名总学过吧？这采生折割在我大明律里就允许凌迟，至少也是剐八刀，多的还有十六刀最多六十四刀，你可知为何判得这么重么？”

沉树人一愣，方以智提到的这个知识点，他还真不知道。

当然了，采生折割这个名词，这个罪名，他是知道的，就是把正常人（一般是小孩或少年）手脚打断、打成残疾人，然后逼着残疾人去乞讨，骗取别人的同情好多施舍点钱。

这种事情，明清两朝都是重罪，可以凌迟。

但沉树人还真没想过，为什么能判这么重——哪怕是谋杀的罪名，杀了好几个人，也未必会被凌迟。

他便虚心求问：“这还真不清楚，我也一直觉得采生折割凌迟判得有点重了。”

方以智却无奈地摇摇头：“这事儿的关键，不在于让四肢健全的人严重残疾、手法残忍。更关键的是，会破坏一地百姓的同情心。

如果一个采生折割的桉子被揭发，却不把主谋凌迟处死，那么以后当地百姓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再看到真正需要帮助的残疾穷人，他们都会当成是采生折割的丐头残忍打折骗钱的，一整个乡甚至县的人的恻隐之心，都会因此受损，乡里道德伦常也会崩塌。

孟子曰人皆有四心，对应仁义礼智，这恻隐之心，便是排在第一，是仁心。一个人的劣迹罪行，如果导致一方百姓仁心沦丧，我辈名教中人，岂能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