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化是个人才，遭原内阁首辅温体仁等人的诬陷，被冤杀于崇祯五年，即1632年。那一年的一个深夜，北平的雪下个不停，一位老外化装成送炭工人，买通了看守，走进了大明北镇抚司阴森晦暗的监狱。他就是孙元化的朋友，曾和他一起在京城炮厂制造过西洋火炮的传教士汤若望。

孙元化生前加入了天主教，汤若望给孙元化做了最后的弥撒。在这最后时刻，孙元化竟然请汤若望转告三个儿子，不要因为他被冤杀而抱怨朝廷，不要当官，把他的遗作整理出来传于后人。

孙元化的三个儿子孙和鼎、孙和斗、孙和京照办了。在孙元化死后，他的遗体被儿子和部下迎葬于嘉定南门外的荒圩中，坟前立有一方石碑，上书“佥都御史孙元化墓”。此后，孙元化的三个儿子来到京城，把全部精力投入在整理父亲的遗作上。朝廷多次邀请他们出来做官，都被拒绝。他们十数年如一日，潜心整理父亲的文稿，编成《水一方人集》，自己也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西洋火炮专家。

孙元化的三个儿子进京后，就住在汤若望的教堂里。汤若望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1630年，也即崇祯三年，他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回京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同时，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汤若望在历局期间，还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撰写的论述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

崇祯七年，汤若望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之后，汤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二十门。

汤若望不仅是一位西洋火器专家，还是一位复合型的人才。朱慈烺就带人去拜访汤若望，答应将宣武门内原天主堂扩大送给了他，此处成为了汤若望等神父的日常起居地，并且答应将来给孙元化平反。

朱慈烺对明末的传教士，是怀有好感的，这时的明朝，其实并不闭关锁国，本身已经开始意识到洋人的智慧。而且大明朝的科技也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发达，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堉《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屠本畯《闽中海错疏》，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很多经世致用的书籍都已经面世，只是当时的读书人，大多以东林党那种满嘴仁义道德的腐儒为主。

朱慈烺诚心诚意将汤若望和孙元化三个儿子那样的科学人才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尤其是西洋的传教士。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大都是当时西方的饱学之士，在科学上有着较高的造诣，以宣传西方的科学文明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于1620年携入的7000部书，这些书中包括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其他名着外，余所搜医学、法学、音乐类书，亦复甚多。传教士们一面编译出版，一面还与中国学者合作，直接用中文进行着述，向中国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西方的先进火器技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传入中国的，可惜因为战乱和天灾，崇祯皇帝并没有来得及好好利用。

朱慈烺知道，明朝是不排斥西学的，到崇祯九年，明朝官员士大夫入天主教者有一等大员14人，进士10人，举人11人，生员300人。崇祯十三年，明朝宫廷内及皇族宗室奉洗入教者有后妃3人，宫女50人，宦官40余人，皇族140余人。全国范围内入教的到明末估计可达四、五万人。可见，明末朝野上下已有相当浓厚的崇尚西学、西教的气氛。排斥西学，是满清闭关锁国的种下的毒瘤，至今余毒未了。这些饱学之士，也是可以加以任用的。

汤若望也知道，要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结交中国的权贵，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尊重中国人敬天、祭祖、祀孔的礼仪习俗，而“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他对朱慈烺的到来抱有极大的善意——明朝在这时候绝对是一个泱泱大国，人口过亿，教徒发展潜力巨大。如果能结交明朝太子，以后必然会对他的传教事业大有好处，于是答应为朱慈烺办事。

朱慈烺还答应将来为孙元化平反，由其长子孙和鼎继承官位。孙和鼎俯首在地，痛哭流涕，说：“若能等到这一天，家父在天之灵，可安息了。多谢太子殿下。不过，家父有遗言，孙家子孙不得为官。”

“没有让你做官，你们以后就帮我做事吧，聘请你们当火炮厂的西洋火器顾问。火炮厂是将你们父亲的学问发扬光大的好地方，将来，我们要为你们的父亲报仇，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满清鞑子，要他们血债血偿。”朱慈烺说。

“家父生前教导我们忠于大明。要是能为大明驱除鞑虏，孙家后人死而后已。”孙和鼎慨然道。

“好，有你们这些忠义之人相助，大明必胜！”朱慈烺道，他准备重建大明的火炮厂，研制一些新武器，虽然这要花费不少银子，但是朱慈烺对于怎么搞到钱，已经胸有成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