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商英，别的不论，敢于站到赵煦面前让他干掉他奶奶，光这一点就知道他有多彪悍。

蔡京，不管后世如何评论他，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直到死，他还在坚持施行新政，赵佶登基，崇宁元年（1102）到崇宁五年，蔡京为相推行新政，把大宋搞得风生水起，《重刊兴化府志》称这段时期‘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可惜崇宁五年‘彗出西方，其长竟天’，踌躇满志的蔡京被一颗突如其来彗星打败了！

即便这个组合强悍如斯，杨逸势出官绅一体纳粮的议案仍让这些人凝重无比，真施行下去，这不是在和几个旧党在扳手腕，这是在和全天下的士绅作对。宝文阁了，每天都在论证着这条关乎大宋命运的政策的可行性，有没有什么改良措施。

苏颂持保留意见，他认为法是好法，但施行的可能性不大，杨逸则很少说话，他已经画出了一个框架，官绅一体纳粮对朝廷的好处也不用赘述，能不能施行？怎么施行？就看在坐的这些人能否下定决心了。

就在讨论进行到关键时刻，赵煦突然诏范纯仁入京，宝文阁里，突然多了一位旧党大臣，让人感觉非常突兀，听完议案后，范纯仁怔住了，目光落在杨逸身上沉默了许久才说道：“陛下，太祖有言，与士大夫共天下，此政有违祖制，必将引来天下士绅极力反对，陛下若执意施行，很可以引发种种变乱，望陛下三思！”

范纯仁起身叩首，他并没立即高声驳斥，而是言词恳切的规劝，赵煦沉声问道：“范卿认为，对朝廷而言，对天下百姓而言，此法可是好法？”

范纯仁答道：“陛下，若不能施行，法便谈不上好坏！”

“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卿，朕在想，若是你父亲范文正公在世，以他那种天下楷模的胸襟，会不会反对这条有利于朝廷，有利于百姓的法令。”

赵煦提起范仲淹，言词中并多有盛赞，这些话就象一颗巨石投入范纯仁的心湖，使他不禁含泪跪倒，哽咽难语！

范仲淹的一生，品格高尚，忧国忧民，而且一直在尝试着革新弊政，可以说他内心也是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人，而范纯仁现在不论政策的好坏，却以祖制不可违应对，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违背了他那位品格高尚的父亲了。

“朕知道，你们会说朕是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是与普通百姓共天下，然而现在土地正在不断地向士大夫手里集中，大量普通百姓流离失所，朝廷税赋枯竭难以为继却是不争之事实；

若是他们对我大宋还有点忠义之心，就应该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卿的先父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是我大宋第一个尝试革除弊政的人，他并没有墨守陈规，卿难道忘了自己父亲所做的一切了吗？

诚如卿所言，这条法令一出，必将引来士绅们的极力反对，但为了大宋，为了天下百姓，虽千万人，吾往矣！卿呢？”

不得不说，赵煦游说范纯仁的策略非常高明，杨逸看到，已六十多岁的范纯仁此刻泪流不止，一下接着一下的叩首，再也说不出一句反对的话。

赵煦一锤定音，剩下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施行的问题了，杨逸做了甩手掌柜，章惇可不行，他是所有政策的总执行人，各方面必须考虑全面，按照杨逸的策略，是将役和赋统一，归于田亩。

章惇与户部尚书蔡京勾通之后，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陛下，如今国库用度紧张，臣建议暂时保留差役法，如此一来，把役钱的征收面摊开一点，也可以减轻一些阻力。”

当初王安石施行的差役法，不但有利于民生发展，而且朝廷还从中赚到不少银子，差役法的役钱是按人头收取，实际上在雇用役夫担任劳役时用不了这么多钱，盈余的部分有时达到两三百万贯，比青苗钱赚得还多；

一但将役钱也统一到税赋中去，计亩征收，那些无地的百姓就再不用承担任何赋役，役钱的征收面也就小了很多，章惇提出保留**的差役法，就是舍不得这些钱，被高滔滔折腾了九年，大宋穷啊！

杨逸想了想，也觉得有必要保留，给百姓好处有时也不能一次给完了，他们本来期望的只是一瓢水，你一次给他一面湖，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期望值，但人心不足蛇吞象，等他们不满足于一面湖时，你就得给他们一片海，直到最后你给不起；这些话说来很难听，但这种现象却确实存在。于是，杨逸第一个站出来附和了章惇。

绍圣元年七月，赵煦再次颁旨，复差役法，行绍圣新税法。

绍圣新税法一出，天下振动，有人喜欢有人忧，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支持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反对的是那些品官士绅，各种声浪一**回响着；

新税法计亩征收，不管你是品官士绅之家，还是普通老百姓，有地就征税，无地可免，税率比原来的两税制略高，但这是把原来大部分杂税统一进来后的结果，细算起来，百姓每年要纳的税钱反而比原来少了三成，依旧分夏秋两季征收。

同时颁下来的还有一道旨意：迁范纯仁为河南知府，苏轼为湖州知州。

两人升迁的差遣虽然只是知府和知州，但在旧党被一一贬谪的大潮下，此二人能逆潮回流，从流放犯成为一地主官，这同样非常引人注目，朝野纷纷猜测，这是不是新党释放出来的一个和解信号，这倒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把反对新政的声音分化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