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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正处在转型阶段，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尤其是养了很多亏损的国企，所以九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此前一些地方已经悄悄的搞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制。一九九二年前后有大规模的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等到一九九七年前后又搞了第二次，这两次结束了之后，基上乡镇集体企业就剩余不多了，基上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

当时的改革动力就是源自政府从企业获取的税收收入和利润以及政府的企业管理成的综合考量。亏损的国企、地方和乡镇集体企业，不仅要财政上补窟窿，而且还要养这么多人。

然后政府就发现发展私营企业就很好，一点负担都没有，还可以坐享其成，仅收税就行了。当时甚至还出现了即使乡镇企业、国企搞得好，也被变卖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民营化成为了各地政府制度竞争的工具，还变成了地方政府官员标榜思想解放、政治开明和吸引外来资的形象工具。

从税收分配和分成看，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把税收的大头和一些最易征收的税种都上收了。地方政府只拿到不足百分之五十的财政收入，但却要承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支出责任，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匹配。

这部分地方预算内收支缺口主要通过中央的转移支付来解决的，对于中国这种巨型的转型国家来说，绝大部分支出历来都是地方发生的，中央没有办法直接去执行众多支出，只能通过转移支付来进行。

就是说当时的分税制改革虽然是一种原有体制基础上的创新，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税制。这样分税的结果。导致地方政府一般预算严重依赖转移支付，中央收入多，花的收入并不多。大量是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每支出一百块钱里，有四十多块钱都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

转移支付分两种，一种叫一般性转移支付，一种叫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往往是比较透明，根据公式计算的，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资金缺口。中央政府可以根据人头标准就很容易算出。

专项转移支付是与许多中央部门掌握的专项资金相联系的，其使用不透明，容易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的跑部钱进的影响。

但是这两者都有问题，首先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多的被地方政府通盘考虑，容易被集中用于吃饭财政。基公共服务可能依然缺乏资金。其次转移支付渠道太长，层层截流，例如上级政府往往会将转移支付款挪作它用或抵扣下级政府的税收欠款，这种情况对落后地区的伤害更大。再次是许多落后地区主要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不再注重培养和利用地财力，形成地方的独立人格缺失症，地方因此失去内生发展的活力。

因此。实际上朱老板对于分税制改革还是不大满意的，认为没有改彻底。

但是对于当时的高层而言，这么改却是最为合适的，因为中央政府财政上有钱了。有了钱，就财大气粗了，说话就管用了，说话就有人听了。就不用担心地方政府不听话了，也不用担心会出现诸侯经济了。腰杆儿也硬了很多。

这样一来，即便是朱老板有心深化分税制改革，却也无力再推动这项工作向纵深发展了。

对于这些事情，是颜晨辉去了美国留学，闲暇时研究美国税法得出的结论。而且，颜晨辉还从当时朱老板的一些言行看得出来，他对于那样的情况也是有些后悔的。只是，当时已经面临不久之后的换届了，朱老板自己知道下一届政府中肯定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了，那时候再大动干戈，难免会被有些人认为是别有居心，因此分税制的继续深化也就无法再提上日程。

颜晨辉觉得，有必要趁现在分税制还在酝酿中、没有开始实施的机会，给朱老板提个醒，让他注意一下即将进行的分税制改革中的漏洞，免得留下诸多遗憾。因为，颜晨辉非常清楚，如果他想完成权门之路这个权力系统给出的终极任务，那么，他的老子颜克勤将来必然登上国内权力的巅峰，而他也会在国内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现在帮助朱老板，也就是帮助未来的他们自己，颜晨辉不希望自己老子到时候面对一个烂摊子，那现在帮助朱老板完善这个分税制改革就很有必要。

这个完善，不但是从税收责权上完善，还有堵住税收漏洞的问题。税收责权不分明的影响是非常坏的，而税收漏洞的坏处同样非常明显。这种行为的存在，不但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时也对那些守法经营者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颜晨辉记得，就在他大学毕业开始工作的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是关于偷税漏税的。报道中说，2000年的时候，国家的税收大概是一万七千亿左右，而偷税漏税的损失大概就是五千亿的样子。